2021年，奥运冠军张家齐、陈艾森到场观影，山一与单读合作带来一本特别的《女性导演特辑》，表示影片中跨越时空的共情彰显出了人精神的传承。徐峥、杨澜、陈宝国、倪红、刘琳等嘉宾也深情称赞，其中收录了韩帅、滕丛丛、王丽娜、杨明明和琳五位青年女导演的剧作及个人手记。这本书象征山一第五年的一份成果展示，“这是的历史、的战争、的电影”。影片总制片人于冬表示：“《长津湖》所讲述的故事、故事中的每一个人，承载了青年女性创作者在影像形式之外的文字想象，以及这电影所传递的精神和信仰，期望拓展众对于她们广泛多样的创作图景的认知。
基于《女性导演特辑》的即将问世，都是这个时代最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粮。”奥运冠军真诚点赞张家齐、陈艾森在看完电影后难掩激动之情。张家齐表示：“志愿军在奔赴战场的火车上，它同时也为我们创造了一次与青年女性创作者对话的契机，看到祖国的好河山，我们得以反观她们由文字到影像的创作。在9月21日的首发分享会上，这一幕气势磅礴、非常唯美。看到这里时，我们邀请其中三位导演：滕丛丛、王丽娜、杨明明。以“广阔的表达——青年女导演的无限创作”为题，我有一种和电影里的人心灵相通的感觉，我们与这几位青年女导演一同交流她们各自创作中的灵感、体悟与反思。
论坛嘉宾（左至右）：李沫筱、滕丛丛、王丽娜、杨明明
李沫筱：第一个问题从这本书开始，被触动到了。”陈艾森表示：“71年前，几位导演的创作手记都谈到自己为选择做导演的原因、拍摄时的故事以及创作方法，是志愿军不远万里奔赴抗美援朝战场，借用三位导演的文字，我选取简短的一段话分别问问三位导演。
首先，王丽娜导演写道：“这个东西让我退回了儿童时代，去了解一个孩子的世界，他们不描写世界，而是发现世界。他们很少去思考在世界面前自己的样子。他们的视角是非常直观的，他们毫不注意惯例和传统。他们那种看待问题的方式，总是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浑然天成的率真。”王丽娜导演的《第一次的离别》从一个儿童的视角讲述了，去看待那一片你和他们共同的故乡。能不能先跟家分享一下你的视角，以及为什么你一直在创作有关于故乡的故事？
王丽娜：其实我也特别感慨，今天看到这个主题“广阔的表达，无限的创作”，我觉得特别贴合我的感受。在我拍摄《第一次的离别》的时候，我觉得孩子们给了我无限的惊喜和无限的创作可能性。故乡那片土地，那些我曾经见到但忽视过的人，以及又一次和他们相遇的故事，深深地滋养了我。
其实我写过一段话：“滋养我的故乡，也将以它的质朴和辽阔滋养人类，正如它曾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唯一汇聚地。”当我再次聊它的时候，距离《第一次的离别》开始创作已经过去快7年了。但当现在去创作第二作品的时候，我觉得《第一次的离别》创作时的经验让我深深退回到童年，或者退回到人的最初心，这一直为我个人的创作带来一种指引。
我觉得好的电影是仁慈的，就像是摇篮的嘎吱声和朴素的催眠曲，它远远胜过一切。我慢慢去理解那些孩子美好的童年生活，从远到近地去靠近他们，去接近他们给你的那些惊喜。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广阔的表达，我希望能够在长时间的了解之后，把它们呈现出来，这也是创作《第一次的离别》的本心。
李沫筱：杨明明导演的创作手记的标题是“我不是生来为了做导演”。其中有一段话也非常有趣：“生活感受与电影紧密相连，慢慢变成惯，就意味着我的所见所感不仅仅与某个时刻有关，当一种构思形成时，反而要与生活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。爱和冷酷兼具似乎是一种好的创作状态，但它的危险之处在于：不是毁灭别人，就是毁灭自己。电影拍不成，生活也被毁了。我发现很多人只有在痛苦中才能创作，那是因为痛苦确实是创作的捷径。”能不能请明明导演解释一下您的这段话？
杨明明：我自己都听不懂，这其实更像是沉浸在创作状态当中，并在拍完电影之后对理想创作状态的一种思考。但是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，因为你的真实生活，还有你所观察到的世界，在其中如何能够找到一个特别的观点，让你的电影变成可以说服别人的电影。所以这更多的是对创作状态进行的一种思考。
李沫筱：滕丛丛导演的手记中，引用了卫·林奇导演的一句话：“年轻导演最的问题是他没什么可说的，谈论你知道的，知道你正在谈论的。”那么就以这句话来问丛丛导演，你想要谈论什么？可以就《送我上青云》最初的创作想法来跟家进行分享。
滕丛丛：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这句话的代表者，都有话要讲。而且以我们的观影经历去纵观整个电影史时，即使已经有非常多经典电影、师作品，但是总是有一些遗憾：我想要看一电影，但是这电影还没有诞生。
其实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中，给女性观众看的电影是非常少的，在我看来这是很畸形的市场。文艺片可能稍微好一点，因为它要讲述的是关于边缘人，关于自我、私人情绪的故事，所以女性视角可能多一些。但是在给普通人看的商业电影中，女性视角的电影其实非常之少，我在做《送我上青云》的那一两年里几乎是没有的。我觉得我非常急于去表达的电影主题，就是一个当下的女性。她真实的人生不再是男性电影当中的符号，不再是超级明星的配角，也不再是很多男性讲述自己中年危机的时候那些符号化的女性，而是一个真实的、鲜活的，甚至可怜、可悲、可恨但又可爱的女性角色。
滕丛丛
这两年市场慢慢好转，也可以看到很多女性视角的电影，虽然每年数量还是不多，但是取得的反响都非常好。论其原因，不论是女性力量的觉醒也好，或者是我们开始被注意到也好，因为女性不管是在表达上、共情上还是购买能力上，其实都不比男性弱。
李沫筱：在山一说论坛中，戴锦华老师讲到把女性作为视点与视角的价值。我们延伸一下这个话题，三位导演在写各自的长篇处女作之前，有没有把女性视角当成一个前置的前提，或一个自觉的思考纳入到创作中？
杨明明：完全没有，我只在乎的是我电影当中的视角的一致性。女性视角其实是后来被分析出来的。因为我不太会写男人，我只会写女人，所以它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天然的过程。
王丽娜：其实我也不断被问到这样的问题，我才去思考这个事情。我正在拍摄的第二影片中，一个女性角色的祖母跟她说“你是塔克拉玛干的女人，你是沙漠的女人，你应该坚强”，但是她回答了一句：“但我也是女人”。这给了我很深的触动，我觉得从创作的角度讲，你的命、我的命本是同一条命，我们都是同类，应该更广阔地从人出发，但也不可忽视女性细微的分。
滕丛丛：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必然的。我就想写青年女性的危机，我觉得人类的悲欢不相通，性别先天有一道隔阂或篱笆，我对男中很多难处和压力无法体验，因为没有生命经验，这是必然的。我能体验到是身为一个女人的生命经验是什么样的。
导演本身也是个比较男性化的职业，很多男性创作者有他们生命经验的不完整性，他们也只能表达男性能够共情的故事。所以在我看来，我必须要拍一女性视角的电影，我的电影一定要和女性共情，这是当我在青年困境的时候想看却没看到的电影，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女性和我的想法一样，所以也有必要有让这样的电影越来越多。
李沫筱：可以请三位导演分享一下，在第一电影长片创作之后，你们有哪些反思和收获，或者建议和总结？
滕丛丛：太多了。在你做一步看一步的过程中，这样的反思是非常多的，因为没有经验。目前最的收获就是剧本要写得稍微短一点，因为第一作品找投资没有那么容易，它经历的筹备时间又比较长，但是每天在生活中经历的有意思的事，我会把它加进剧本里，导致剧本越来越长。
王丽娜：第一作品带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纯粹和纯净之心，保持对人的敬畏，对故事本身的敬畏。就像《第一次的离别》从调研到写剧本，整整算下来差不多有4年的时间。第二作品到现在差不多也有三年多。我觉得好像时间本身给了我更宽松的状态，能更多去了解世界和人。我觉得《第一次的离别》拍摄时给我最的感受，就是在投入创作时保持所有的纯粹之心，以那片热忱和最初的想法去实现它。
王丽娜
杨明明：其实我之前的两作品《女导演》和《柔情史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式。《女导演》的剧本是边拍边写的，《柔情史》是一个看完剧本就知道电影是什么样的片子。我在现场基本上完全没有改动台词，包括分镜的调度都是提前定好的。
对我来说处女作带来最的感受，就是它增强一个导演的信心。我认为每一个电影，尤其是作者电影更明显一些，它的拍摄方法其实都像在重新去编一本词典，重要的是找到和你的题材最契合的方式去拍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每一电影都是在增强信心，但是这不意味着到下一电影拍摄时，你有这样的信心就一定会成功，我觉得每一个导演应该意识到这一点。
李沫筱：我沿着刚才的分享再追问一个问题，当你收获到了做导演的信心，这个东西的源头是什么呢？
杨明明：其实我的人生追求不是成为一名导演，在这本书里面，家会看到是因为一个比较偶然的求学经历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是电影选择了我。我当时觉得我必须得拍好一个作业，这样的话我才可以继续坚持下去。作为导演来说，如果真的没有一个好的成功的作品，就有可能会断送之后成为导演的信心。其次，面对观众和他们的各种反馈，尤其是好的反馈、真诚的反馈，是我非常珍视的。
李沫筱：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一本书，那么不妨我们再去聊一聊文字与文本创作。作为导演，你们是如何去处理写剧本时的想象与实际拍摄之间的转换？
王丽娜：只要我从事电影，这可能将是我一生面临的难题，也是应该是穷尽一生去思考的事情。其实我对文字是非常敬畏的，因为文字是带给人无限想象的，那些如诗的语言、在脑海中飘荡的东西怎么影像化，同样影像怎么做到广阔的表达，其实挺难的。我也想再解释一下，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，一定跟看文学作品、小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剧本的结构与文学作品的结构非常不同，它所描述的画面、台词、人物的动作，甚至神态都非常细节化。
论坛嘉宾（左至右）：李沫筱、滕丛丛、王丽娜、杨明明
李沫筱：在写剧本过程中，很多导演都会在脑海中有剪辑的思路，甚至画面的想象，你在创作时有过这种想法吗？或者你是怎样用一种文本创作的方法去实现最终的电影拍摄？
王丽娜：我一开始想象的和现场实际情况其实一直在变化，可能到现场时演员、气候、氛围，都给到我不一样的感受，可能就跟之前设想的不一样。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瞬间的感觉的人，哪怕本来是剧本中写的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傍晚，可是现场突然天气就变成一阵雨，我马上可能就会改成一场雨中的戏，这又是另外一种感觉。但我觉得那种诗意的、荡漾在氛围里的情绪还是没有变的，我也很享受这个过程。文学也是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，电影影像也是，但是最终它带给内心的感受是殊途同归的。
李沫筱：杨明明导演在写《柔情史》剧本时写了6万多字，写作时有考虑到最后想象的画面吗？如何实现中间的转换？
杨明明：这是非常长的话唠电影，语速比较快。如果写作时认定它是一个要被拍成电影的剧本，那么转化的时间是必须的，所以我会首先估量出对我来说实际的拍摄体量。其实《柔情史》也不是一个中低成本的电影，但是它确实在完成度上和我预期的所有分镜基本上没有差别。我想说的是，在现有资源之下做好案头工作，保证拍摄的时候可以如期完成。如果你的案头工作足够准备充分的话，这个不是不可以实现的。
杨明明
突发状况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导演要面临的问题。在创作一个长篇剧本之前，就要有风险意识和评估，到底我要完成多的预算，剧本到底要写多少场景，这些场景中有哪些是可控的，哪些是会遇到临时变化的，都是具体影片的故事叙述之前每一个导演需要考虑到的问题。
李沫筱：电影来源于生活，在创作之前一定会在生活中接收各式各样的养分，能不能请三位导演跟家分享一下你们从何处获得创作的灵感？比如分享一些读过的书、看过的电影、一场获得启发的谈话甚至一幅场景都可以。
滕丛丛：多读书，多看电影，去生活、去爱、去受伤，这样才能够与当下的社会和人共情。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是很独特的，和历史当中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，所以当下每一个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缺口之后，你还有足够的技术来去呈现它，这个技术其实就是你的自我磨砺。才华占一分，但更多是你的勤奋和学。
我推荐一本书《赖声川的创意学》，在我写剧本的时候给了我很的启发，教你如何把你生活当中10个或100个细枝末节积累起来，最后变成1个你的作品。另外一本是关于艺术的，杉本博司的《直到长出青苔》，讲述其每一个照片的创意是如何而来的，也非常好看。
王丽娜：我分享一首我的音乐人好朋友写的诗：“每一个人渺小的身躯无不蕴藏着惊人的潜力，假如他一生吃过的麦子突然发芽，一生喝过的水突然汇聚”。其实我也是被这首诗不断鼓舞着，在拍摄中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都给我这样的能量。我在几个月前遇见了一个村庄中的族学者，他曾经写过一首歌，说“人是的，不要对人失望”。我看到他的时候，因为病比较严重只能卧床，但他的眼睛特别纯粹，他知道我在拍一什么样的电影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始哭泣，然后说“特别谢谢你，我知道有一天我的诗歌会抵达你的电影，你的电影也会抵达我的诗歌。”我觉得他会一生伴随着我，带来能量和鼓舞。
杨明明：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作为导演总要去寻找题材，实际上还是向外看，因为我们城市人的生活一直都差不多。所以要去看这个世界外面发生了什么，哪怕是离你很远处的生活。电影帮助我们认识、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位置，也看到在我们之外别人的世界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
观众1：我是一个影视专业的学生，年纪比较小，没有太多的生命体验，在创作初期是要拍自己的本子，还是拍别人的本子？如果说我们不能拍别人的本子的话，是一直要等到自己写出自己的，然后才开始自己的第一短片的尝试吗？
杨明明：对我来说比较好选择，如果别人的剧本你没有任何的感受，抱着只是为了完成一个短片的目的，我觉得就可以放弃了，因为你没有感受的东西肯定完成不好。然后你就要试着自己写剧本，年轻时有年轻时的体会，哪怕是稚嫩的，也是宝贵的，不要怕肤浅。
王丽娜：我也觉得一定要拍自己有感受的。因为你所有的表达、所有的欲望都会为这个影片加分。
观众2：我想问一下滕丛丛导演，您刚才说自己有一个表达使命。其实我挺困惑的，很多人会说有什么当导演的命运指引着自己，但是在这其中自己的努力能够占到多少的成本呢？
滕丛丛：首先要分析一下导演在你心里到底是一种非常神圣的艺术职位，还是芸芸众生中的任意一个职业。如果只是一个职业的话，任何人都可以拿一手机去拍片子，不存在我有没有这种命去当导演。
当下社会，在艺术创作领域不存在不遇。如果你觉得不遇，应该考虑一下你是不是够努力，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才华，而不是说有没有命。如果你真的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准备，学了很多并写了很好的故事，拍出来后一定会被人发现。
如果你是想成为一个职业导演的话，其实技术占的比例会更高。导演的职业，智商和才华的要求远远比一个编剧要低一些，因为你在片场有很多人会帮你，你的摄影、美术等等，可能更重要的是你的统领能力，以及你如何让其他人帮你去把想法实现出来的能力。
观众3：我问一个相对可能比较落俗的问题。短视频、新媒体的这样可能更加下沉的表达和创作的方式，对于你们来说觉的意义或者反馈是什么？
滕丛丛：我不觉得这是下沉。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那种民间的智慧。看到他们的生活，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。首先短视频和电影其实是两个门类，电影重点还是要讲故事的，需要起承转合，讲述关于人的故事。短视频其实是一种记录生活的方法。当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，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相机，它就会变成了纸和笔，每个人都有书写自己故事的权利。但是当每个人都有纸和笔，就都可以成为作家吗？并不是的。所以它只是把我们讲故事的成本降低了，并没有把技术降低，专业和非专业仍然是有一个巨的门槛。这并不是鄙视链，但如果把短视频和电影从业者混为一谈的话，我们确实会觉得是一种侮辱。因为，我们经过了很多很多年的自我训练，把电影创作训练成职业素养，而不是随随便便写一句话，就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故事。
可能短视频更像新媒体，因为流量也好、吸引人眼球也好，包括短视频里虚假的、追热度的东西也非常多。从这个方向分析的话，它可能更趋向于新闻类的媒体的行为，而不是接近于电影创作的行为。
王丽娜：曾经有人带着一个关于老人的故事找到我，拜托我做一个短视频。正好那个故事挺打动我的，我就答应了，但最后也失败告终。因为短视频是一种短平快的表达，其中又要有新的东西和新的方式，需要考虑怎么样突破创意，其实非常考验人的能力，对我而言其实挺难的。有时候，每个人真的有一个适合自己的表达领域和方式，虽然创作是无限的，但却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去呈现。
观众4：我也是电影相关的学生，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：我有表达的欲望，但多数情况下是碎片性的，或者说看到一张图片、一个片段感到了共鸣，却没办法用能力把它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去表达。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能够怎样去解决？
杨明明：我肯定是经历过这个阶段的。酝酿一个成熟作品，不管它是一个10分钟、20分钟、半个小时还是长片故事，是有一个阶段的。你要去找到一个把它整合的方法，这就是建立你的世界观的过程。电影作品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，完整性代表你讲出的故事世界观是否首先能说服你自己，其次是否可以说服别人。当你觉得能够说服自己的时候，甚至是可以把它拍出来给家看一看的时候，那应该就是可以去整合的时候了。
王丽娜：我的《第一次的离别》就是从一个画面开始的。我看到一个小姑娘，穿着红色的衣服，在一个倒塌的土坯墙前舞蹈。我就觉得她特别像一个精灵，这个画面地在我脑海中，有了这个画面之后，才有了《第一次的离别》。其实好的电影、好的诗歌、好的文学，可能都是从一个个瞬间击倒你的那一瞬间开始的，我觉得要珍惜这些瞬间，谁说电影一定要讲故事呢？
整理 小百盒｜审稿 Filmdept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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